近年来，多地发生令人扼腕的未成年人相关悲剧：一名14岁少年转学后长期遭受社交孤立，后续逐渐出现逃学、偷窃等行为。家长轻信他人推荐的所谓“行为矫正”机构，缴纳高额费用后，孩子被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的人员带至偏僻区域、临时住所多次暴力殴打，最终因创伤性休克离世；一名初中学生在校内遭遇多人围殴，施暴视频被流传至网络，当事人受严重心理创伤影响，难以回归校园……悲剧频发，重在预防。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心理治疗师杜婧提醒，切勿将校园霸凌简单视作孩子间的“打打闹闹”，及时发现、应对校园霸凌带来的伤害有章可循。
霸凌伤害不只是“皮肉伤”
霸凌伤害远不止皮肉伤，且大多发生在成年人视线之外。除了肢体冲突，言语羞辱、恶意起绰号、社交孤立、抢夺财物、拍摄传播隐私视频，均属于校园欺凌范畴。其中，非肢体伤害带来的心理冲击往往更持久。
在杜婧看来，校园霸凌是施暴者凭借体力、人数或社交优势，对受害者实施的持续性、重复性压迫，核心是双方权力的不对等。很多家长只看到了孩子变了，却没读懂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应激。长期处在霸凌环境中，青少年的身心会受到多维度损伤，这些损伤也会外化为可观察的异常信号：
在躯体层面，孩子可能会反复主诉头痛、腹痛、胸闷，但内科检查无器质性病变；体表莫名出现淤青、擦伤，入睡困难、常做噩梦、容易惊醒等；在情绪与社交层面，原本开朗的孩子突然沉默寡言或无诱因易怒，提及特定同学、上学场景时明显回避躲闪；自我评价显著降低，主动退出原有社交圈。嘉峪关案中少年那句“没人和我玩”，就是社交孤立最直接的情绪流露；在行为层面，孩子会无故厌学逃学、成绩短时间内断崖式下跌，会突然索要额外零花钱，甚至出现偷窃、撒谎行为，严重者还会出现划手、撞墙等自伤自残举动……当这些反常表现被贴上“叛逆”“学坏”的标签，就会让孩子在创伤之外再承受二次指责。
校园霸凌更深层的伤害，落在认知层面。长期的贬低与孤立，会让孩子形成“我不值得被爱”“反抗也没用”的核心信念，自尊水平与人际信任受到显著损伤。国内外长期随访研究证实，童年期的霸凌创伤，是成年后抑郁、焦虑、人际敏感的高危因素。那些以为过去了的事，其实都藏在了潜意识里，在人生的某个节点跳出来影响情绪和生活。
三大误区阻碍家庭及时就诊
前述14岁少年被管教机构殴打致死的悲剧最令人唏嘘之处在于，家长并非不愿为孩子投入，甚至愿意支付高额管教费。这种选择在现实中并非个例，家长宁愿相信各种“戒网瘾”学校也不愿带孩子前往正规精神心理科就诊，背后最核心的阻碍是病耻感。不少家庭将“看精神科”与“患精神病”画等号，担心孩子被贴标签、影响前途，更倾向于私下解决。
其次是认知偏差，很多家长将青春期逃学、偷窃等行为全部归为品行问题，觉得只要管严、打服就能纠正，意识不到背后可能是心理创伤或情绪障碍。
最后是育儿焦虑催生捷径思维，亲子沟通失效后，“熟人推荐、见效快”的说辞极易击中家长的无助感，让人忽略体罚管教的法律风险与心理伤害。靠体罚、恐吓换回来的听话，只是孩子因为恐惧暂时收敛，内心的创伤只会越积越深，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信任会被彻底打碎。
孩子的“异常”这样应对
对于遭遇心理危机的未成年人来说，正规的精神心理干预才是真正安全、有效的解决路径。结合临床处置经验，杜婧建议家长按四个步骤处理：
第一步，建立联结，核实具体情况。发现异常别急着质问批评，先向孩子传递不管发生什么，家庭都会和他一起面对的态度。孩子感受到安全，才愿意说出真相。
第二步，固定证据，联动正规渠道处置。确认霸凌后留存伤痕照片、聊天记录、监控录像等证据，先与学校正式沟通，要求启动校园欺凌处置流程；涉及肢体暴力、敲诈勒索、隐私传播等违法行为，直接报警。
第三步，前往医院开展专业心理评估与临床干预。只要孩子持续两周以上出现情绪低落、失眠、厌学、社交回避等表现，即便没有明显外伤，也建议到正规医院精神心理科评估。临床常用创伤聚焦认知行为治疗（TF-CBT）处理创伤症状，轻度问题经系统治疗即可明显改善，拖延至中重度会大幅增加干预难度。
第四步，构建长期稳定的家庭支持系统。家长的信任与陪伴是创伤修复的核心基础，不必急于要求孩子“快点好起来”。同时调整家庭沟通模式，减少指责与说教，让家成为孩子的安全后盾。
作为精神科临床工作者股市投资杠杆，杜婧相信没有天生的“坏孩子”，只有未被及时干预的心理伤痛。如果孩子正面临情绪困扰、人际压力或是校园适应问题，应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精神心理专科门诊就诊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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